海外译丛 | 精神病的诊断向度——依凭言语和转移的诊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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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的诊断向度——依凭言语和转移的诊断(2)
原文出处: Jacques Lacan and the Freudian Practice of Psychoanalysis
作者:丹尼·诺布斯 Dany Nobus
译者:张甲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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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雪堂卮言 精神分析杂志”公众号有幸获译者授权首次发布本文,以飨读者。此篇译文出自《Jacques Lacan and the Freudian Practice of Psychoanalysis》,从诊断意义、诊断标准、精神病的交流、成因和转移五部分介绍了弗洛伊德和拉康关于精神病诊断的观点,精神分析临床工作者或能从阅读中有所启发。因篇幅原因,我们将原译文分四次发布。该书的完整译著即将出版。
图片来源:amazon.fr
导语
作者在本篇介绍了拉康对于精神病之言说及语言特异性的观点,主要基于拉康在20世纪50年代的《罗马报告》,以及拉康于50年代对Schreber的回忆录以及弗洛伊德对Schreber的分析所做的研究。彼时行为主义盛行。当时,拉康如何看待精神病的语言结构呢?
精神病的交流
在他被称为《罗马报告》(1977e[1953])的文章里(1953年9月26-27日,拉康在罗马的国际罗曼语精神分析学家大会上作题为《言语和语言在精神分析学中的功能和范围》的学术报告,俗称《罗马报告》,译者注),拉康打算重估在精神分析治疗中言语的功能。他观察到,精神分析学正漂移,朝向某种启发性的行为主义。他坚称,精神分析家迫切需要承认,他们的临床实践是作为一种“谈话疗法”被发明的,其良好的效果是基于言语的力量。对拉康来说,真正的弗洛伊德革命在于,发现词语拥有沉积、延续和根除生理症状与精神症状的潜力,分析家越来越忽视这一结论,而倾向于前语言的“行为技术”。当他补救弗洛伊德的遗产时,拉康坚称,言语的力量并不是神奇的东西,而是根源于“人类的法则是语言的法则”这一事实(Ibid:61)。语言的象征结构支配着人类,人类不仅从其中获得了他们的言语,也获得了他们的“人性”,包括他们特有的问题。
这是拉康1953年报告的核心,也是他围绕言语和语言重构精神分析学的主要论点,他同时指出,并不是每个人类都以同样的方式整合了这些结构成分。拉康甚至说,言语和语言的关系在特定的主体上,有时候可以是完全悖论的(Ibid:68)。作为这点上的第一个例子,他列举了关于疯狂(folie)的普遍临床类别。这里悖论的是,人们可以自如地谈论困扰他们的东西,他们可以灵活地使用语言来构建极其精密的妄想系统,无限制地玩弄词语,同时又完全否认他们自己的语言。拉康指出,在精神病彻底的言语自由中,匹配着被说的词的缺席,因为后者不再朝向他者中言说自身(addresses itself):“可以说,主体是被说,而不是在说。”(Ibid:69)(此处原文包含三重意义,一为“后者不再将自己的信息寄件给他者”,与下文中的收件者等相呼应;二为“后者不再向他者言说”;三为“后者不再朝向他者发送信息中回件给自身,也即是不再以他者为中介,无法回溯自身之意”。译者注。)正如拉康在1946年与Henri Ey的讨论中早已强调的那样,精神病人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所能想象的最自由的人,然而,为了这种彻底的自由,他们必须交付的是他们的身体和灵魂。(Lacan 1966a[1946]:176; Miller 1987:143)[6]
注释
[6]在1946年,拉康批评了亨利·利(Henri Ey)的观点,亨利是杰克逊(Jacksonian)关于精神病中“有机动力”(organodynamism)理论的奠基人,他反对亨利的概念“精神自由”,反对他关于精神病是自由的主要障碍的观点。关于Ey的生活和作品的概述,见Garrabé (1997)和Clervoy(1997)。
直到1955-56年,拉康才着手研究施雷柏庭长的回忆录(Schreber 1988[1903]) 和弗洛伊德对这本书的分析(Freud 1911c[1910]),他进一步明确精神病中言语和语言的单一特征。在研讨班III中,拉康坚持认为,言语一般在朝向他人(对谈者、收件者,包括自己)中言说自身,但他也立即补充道,除了这些他人之外,言语也涉及大他者(拉康1993[1955–56]:36–38)。大他者无非是对于言说者保持着未知的他人维度,因为他经由语言得以接近他们。语言在发件者和收件者之间筑起了一道墙,由此他人变得部分的难以理解。换句话说,他者代表收件者,经由言说者而被承认和知道(作为另一个自身,一个另我alter ego),大他者涵盖这个收件者的被承认,但从未被完全确定的层面。
为了说明这一点,拉康提到了一个要旨,如“你是我的主人”,有一个人传递给一个已知的他者(句子中的“你”),而寄件者无法确定这个人是否真的是或者想要成为一个主人(拉康 1993[1955–56]:37–38)。在这里,交流并不是两个可比较的代理(寄件者和收件者)交换信息的简单过程,而是两个(或更多)人和大他者之间的三重互动。在这种互动中,假设正在制作,一致在寻求达成。事实上,言说者和对谈者之间的语言所形成的墙,要求人们设定界限,以确定和控制彼此的位置。这堵墙不只是堵住了朝向完整他者的入口,他还驱使人们就彼此在互动中的特定作用作出约定,并参与象征性契约的建立。
将这种动力放在理解是什么导致了精神病的发生上,拉康得出了一个关键性的洞悉,即在精神病中,大他者是被排除的(Ibid:52-53)。这并不意味着语言和言语消失——事实上,精神病可以相当健谈,当他们保持沉默,往往是因为他们被极其雄辩的声音所侵入——但这种交流已经失去了它具有的未知的维度。对于一个精神病病人来说,对于是什么在传递,没有什么是不确定的;句子是单向的,一个词除了这个词所呈现的意义外,没有携带任何其他的意义。这显然让人想起弗洛伊德的关于被扭曲眼睛的女人的例子,对她来说,不可能真正理解Augenverdreher(也是主要的)意思是“诈骗者”。拉康重新定义了这一机制,说“能指本身(而不是所指)……是交流的客体”,这就势必对整个语言结构(象征编码symbolic code)进行根本的修改(拉康 1977h[1957–58]:184)。
这种改变的精神语言系统显示了一些特点。根据拉康,精神病的“新-编码”最显著的现象之一,是新语言构成的封闭性(containment ),“在形式……和使用中,表达方式是语词新作的(neological)”(Ibid:184)。施雷柏对他自己“新-编码”的指定,Grundsprache(基本语言)是一个语词新作形式的例子,因为它不属于一个共享的语言领域。他关于Seelenmord(灵魂谋杀)的观念,可以说是一种语词新作的使用,因为它从一种已经存在的话语(discourse)转移到了一种妄想的内容上。⑦这两种语词新作只不过传达了它们“命名”的意思。拉康说,“对于主体来说,能指的高压降低了”(Ibid:185),也就是说,能指正被释放到只有一个意义单元的点。因此,这种表达方式被强加到精神病人身上,就像流行歌曲的重复一样,它们一次又一次地以同样的方式出现。因为当人们觉得他们之前的表达没有充分传达他们想要的意思时,或者当有一个其他人可能不正确理解他们的风险时,明显的,他们才会使用不同的词和说法。当没有这样的风险,歧义已被排除,不同的词是不必要的。
除了语言系统的这些改变,精神病人在信息的水平上也表现出了特质。依据施雷柏在他的回忆录中所报告的例子,拉康指出,精神病人的信息总是包含对牵涉其中的伙伴的挑战。例如施雷柏描述了上帝的形象通过说一些未完成的句子如“现在我将自己……”和“你应该……”,如何日夜折磨他,现在他被迫完成这些句子,分别用合适的结尾,“……面对我是一个白痴的事实”和“……作为上帝的否认者,作为沉溺于淫荡感官享受的人而被揭发,更不用说其他罪过”。
在拉康的说明中,这些信息的第一个显著特性是,发送信息的代理,只会停顿在句子的某部分之前,而这一部分可以使信息的内容变得清晰,缩减信息为一种属于位址的语法形式。施雷柏的声音所表达的破碎化的句子,其依旧拥有的唯一意义,是“信息”作为自身的意义。被中断的信息没有任何意义,除了语法上被确定的事实:即它们是发送给某个人的。这些信息的第二个显著特性是,为了恢复他们交流的价值——每一个开始都拥有恰当的结尾——施雷柏在关于他对编码的知识的基础上,必须增加他自己的一部分。用拉康的话说,信息是“一种幻觉性的挑衅”(Ibid:186),因为它们煽动和逼迫施雷柏生产他所知道的知识。此外,施雷柏无法控制不予反驳,他的回应也没有让那些声音安静下来。无论是上帝的介入,还是施雷柏自己的答复,都不受他个人控制的支配,这证实了拉康的观点,即精神病人是被说而不是在说。

上一期链接:海外译丛 | 精神病的诊断向度——依凭言语和转移的诊断(1)
译者简介
张甲臹
成都精神分析中心成员,精神分析实践与探索者,开业分析家,目前比较感兴趣的探索主题:中国古代思想和精神分析伦理学之间的交汇。现居西安,联系请加qq 251964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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