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积岐/要脸和不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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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脸和不要脸
文/冯积岐

从九月中旬开始,我去宝鸡市的眉县“深入生活”。在我采访过的十几个农民当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六七十岁姓于的农民,当他回忆起文化大革命十年间的苦难岁月时,他说:“不要脸的活下来了,要脸的死去了。”他自嘲自己,是因为“不要脸”才活到了今天。于老先生告诉我,1969年,他们那里搞“民主革命补课”,全村四十多户人家,竟然有十一户被补订为地主成份,六户地主被扫地出门。有一个从山东逃难来的农民在上个世纪共产党创建初期就参加了革命,几十年后却成了地主分子。这个山东汉子在西北风呼啸大地冻得瑟瑟发拌的日子里,却头戴一顶炎炎夏日遮阳的草帽,无论上地里干活,还是出门进门,那顶草帽不离头。因为他要脸——试图用草帽遮住那张曾经很自尊很荣耀的脸,试图用草帽遮住那张失去了人格和尊严的脸。这是一个真正要脸的汉子。四十多年过后,于老先生反思过去,说他因为不要脸才活到了今天,恰好说明,他要脸。他很清醒,他很自尊。在残酷的日子里,他没有落井下石,没有干过一件对不起良心、对不起别人的事情,他只是很屈辱的活着,活得不是人——在眉县,在共和国的每一个村庄里,哪一个地主、富农和他们的子女不是和于老先生一样的苟活着?不是他们“不要脸”,而是那个时代不给他们“脸”。把他们的“脸”踩在了脚下。在我出生的那个仅仅只有一千一百口人的生产大队,就是四个地主的儿女因为“要脸”而自杀了,年龄最小的地主“狗崽子”只有十五岁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要脸”是一种气节,是一种人格,也是一种无奈。
“不要脸”的并不是说没有气节,没有人格,他们的“脸”在心里。和生命相比,生命本身比“脸”份量重,这些“不要脸”的“狗崽子”们只能隐忍,一忍再忍,忍无可忍也要忍。不然,连命都没有了,还有什么“脸”可言。
几年前,我听人说某县有一位干部因为升迁之事去领导家里找领导,领导一看是他,将他提的礼品从门里扔了出来,他捡起来,第二次进了领导家的门,领导又将他推出来了。那位干部说,在那一天,他将脸抹一把,装进了衣服口袋——他蹲守在领导家门口不走,蹲了大半天,领导刚一打开门,他就冲进去了。结果,他把礼送出去了,目的达到了。如果说他要“脸”,领导把他的礼品扔出门之后,他拧身就走了,正因为他“不要脸”,他才“成功了”。
在这个时代,人们的价值观确实发生了变化,不论采取什么手段,只要达到了目的,就算成功,“脸”算什么?“不要脸”,金钱、权力、美色都可以到手。那些落马的贪官,有哪一个是要“脸”的?
当今的“不要脸”,用另一种语言表述就是少廉无耻,我无耻,我怕什么?只有无耻的人,什么都敢做,什么都不怕——不怕天地,不怕鬼神,不怕报应,不怕惩罚。为了名和利,他们拿脸做抵押,把脸当尻子。对于一个恪守人格,把脸面看得像生命一样贵重的人来说,那些“不要脸”的人,太可怕了。
即使在我做“狗崽子”的时候,我也是把脸面看得很重要的,我从不把“脸”捧出去而换取名利。我很鄙视没有人格的人,我很蔑视腹中空空而耀武扬威的人。人活着,一定要守住自己的那张“脸”,守住自尊和尊严。
我们决不能说,当今时代,那些有钱的、有权的、有名的是因为“不要脸”而获取的这一切,不能!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有些人确实因为“不要脸”而获取了金钱、权力和名誉,成为这个时代的“佼佼者”,人模人样,颐气指使,这是不争的事实,而那些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努力奋斗的人却得不到回报,因此,我们不能不以文化的角度进行反思。人应当活得有脸面,有自尊,有尊严,不论身处什么地位,一颗高洁的心不可缺,一颗高贵的头颅不能低下去。
西安市建国路83号省作协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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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积岐,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在《当代》、《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二百五十多篇。出版长篇小说《沉默的季节》、《村子》、《逃离》等十二部。曾任陕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创作组组长、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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