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碾压了华为的对手?

撰文/郑亚红
编辑/赵艳秋
“多少年没有招新员工了”还有不到12个小时,美东时间8月14日收盘后,思科,这家刚刚经历了一波裁员消息的美国IT公司,将要公布其2019财年第四季度以及全年业绩报告。除了华尔街,业界也将通过此次财报再次窥探其转型的状况。
近几年,转型是思科绕不开的话题。2000年,思科曾以82.00美元/股创下自己的股价最高纪录,并成功登顶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其后,因为在云计算等领域转型迟缓,思科渐渐掉出科技公司市值第一阵营。截至目前,思科股价约为52美元/股,市值约为2300亿美元。
就在不久前,思科因为一条上海裁员的消息在国内社交平台上了热搜。8月1日,网传美国网络设备制造商思科(Cisco)在上海进行裁员,其位于上海虹桥东银中心的整个部门被裁退,原因系产品被淘汰。而爆料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思科为裁员员工提供N+7的经济赔偿,“人均达100万元”。
爆料传开后,网友纷纷留言表示“想要这样的裁员”。随后,思科公司回应AI财经社称:“网上满天飞的截屏是不实信息!”思科内部人士向AI财经社表示,作为一家科技公司,不转型调整,毋宁死。目前思科正在进行一次全球性的业务调整,会有部分员工受到影响,但并非如传言所说整个部门被“一锅端”。“思科上海研发办公室基本没有影响,昨天还刚公布了几个新任总监和技术负责人被晋升的消息。”上海思科大厦 图/视觉中国
接近思科的人士透露,这并不是一次针对中国区业务的裁员。此次思科是要裁撤一条关于机顶盒的产品线,不仅上海的20多名员工受到波及,此业务线上的其他各国员工也将面临同样的裁员状况。被裁撤的业务线源于思科13年前的一次大手笔收购——以70亿美元收购科学亚特兰大。科学亚特兰大公司当年是排在摩托罗拉之后的全球第二大有线电视盒提供商,同时也是端到端视频分布网络和视频系统集成方案的供应商。思科当时处在迫切转型的时间点上,全球IPTV正在逐渐兴起,时任CEO钱伯斯将视频、语音多媒体服务作为其中一个方向,主导了这次收购。时至今日来看,此次裁员背后更深的含义是:70亿美元的豪赌,经过13年市场的检验,证明该市场是个好故事而非好产业,收购以失败告终。思科转向了云视频业务。不过,思科仍然是员工眼中的好雇主。此前甲骨文因N+6的补偿标准,让人们注意到外企在处理员工权益问题上的周到和慷慨。当然,N+6被证实并不好拿,首先员工要在两星期内离职,其次参考的工资标准设有上限。而此次,网上爆出的N+7虽然并未得到思科官方承认,但思科的裁员补偿在业内一向以实在著称。思科的前员工更是对AI财经社表示,N+7是按照实际工资计算,未设置上限。不光如此,思科的说法是,“裁员”并不准确,思科会为这些员工提供职位调整,公司内部有空岗会优先给予被裁员工。这意味着最终实际裁撤人员会更少。思科的前员工邓凯向AI财经社表示,思科是一家工程师文化浓烈的公司,相比于其他IT公司,已经入华25年的思科,在中国的扎根要更深一些。以思科在中国的研发机构CRDC研发中心为例,邓凯称,工程师们可以接触到北美最前沿的技术。而推崇工程师文化的企业,通常也意味着平等、尊重和信任。一位思科中国前高管透露,在思科不管你做到多高的位置,办公室的面积都是通用标准,“大概十几平方米”,还会规避掉风景最好的窗边让给普通员工,而高管的位置设在办公区域的中间;坐飞机也是如此,不分职级均为经济舱。此外,由于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文化和制度很完善,工程师在进入实验室时,也不需要“净身”,U盘和硬盘并非禁止携带。可能也是因为企业文化的差异,早前离职员工表示,思科的人很少会离开后去华为,反而去BAT的更多一些。“有些人离开思科,过几年可能还是会回来。”图/视觉中国但能否回得去?这是一个不好说的问题。一位知名跨国企业的员工感叹,这几年一些外企已经不怎么招新人了。思科的一位前高管默认了这种说法,他认为思科在上世纪90年代刚进入中国时,面向的是大的央企和政府机关,客户是海关、税务和公安,承接的是三金工程这类大项目。现在思科发展的客户变成中小企业,在此过程中,招募数量不仅减少了,对人才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以前那些年面对政府机构有经验的老兵,不再适应思科的需求。曾在思科供职超过5年的王拓原表示,外企的命运,也与国内企业的快速发展有关。中国加入WTO以后,发展迅猛,国内企业的快速发展挤压了外企的生存空间,而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外企都会在公司内分享“中国故事”——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和愿景,用以激励员工。一边是斗志昂扬、增加任务和人头,一边是实际份额遭受挤压,利润率不断下降。“当这种矛盾到达一个点时,会发现事情不对,就会减少人头。”而外企一旦出现裁员,人们的态度很矛盾,一方面羡慕外企一些制度的人性化,一方面又觉得他们已经走过辉煌期。在社交平台上,相关的争议把裁员推上热搜。“拿华为跟思科比不太准确?”
思科在国内引人关注,还因为自己的竞对华为。长久以来,人们都将思科在中国市场的折戟归结为华为的壮大。而华为也常常被拿来同思科进行比较。这种对比也有渊源。思科是第一家对华为发起知识产权诉讼的美国企业,这事发生在2003年,思科控告华为抄袭思科IOS软件源代码、命令行接口以及技术文档,并侵犯思科在路由协议方面至少5项专利。最终这场经典的知识产权纷争在一年半后以双方和解、华为不再进入美国企业级路由市场而落幕。这之后,思科与华为成了媒体在报道时最爱提及的“一对冤家”。2018年,华为的营收破千亿美元,思科尚不足500亿美元。市场调研机构IHS Markit发布的一份报告称,2018年,华为路由器在运营商市场增长8.6%左右,以30%的市场份额排名位居全球第一,超过思科。华为5G CPE PRO(5G路由器)图/视觉中国
就这份报告来说,有人解读为华为在路由器市场接替思科成为老大。但一位思科员工介绍,实际上,华为只是在运营商市场超越了思科,而在包括企业级市场的整个交换机和路由器市场来看,思科仍然领先。根据市场调研机构Synergy今年初发布的一份报告,在2018年第四季度,在全球交换机和路由器市场,思科的市场份额为51%。在过去连续12个季度中,这是第10个季度,思科以超过50%的市场份额保住了自己第一的位置。“拿华为跟思科对比是不准确的,他们并非是直接竞争对手。”来自前思科中国的胡大勋说。他认为,思科过去是一家以路由器和交换机为主营业务的网络设备公司,最大的生意是将自己的路由器卖给各个企业。与此同时,华为是一家靠电信通信设备起家的公司,它的重点客户在过去一直是各国的运营商。换句话说,一个侧重在企业市场,一个侧重在运营商市场,两者并非完全针锋相对。进一步来说,与华为老牌业务——运营商业务直接竞对的,是爱立信和诺基亚;手机等消费者业务对标的则是三星、苹果,以及国内的小米和OV。而华为2011年创建的企业级业务中,与思科直接竞争,其他对手还包括新华三、Juniper、HPE等。在这一领域,目前全球市场上,思科在主营业务上一直占绝对优势;在中国市场上,由交换机、路由器、无线网络组成的三大件上,新华三以微弱优势领先于华为,综合排名第一。总结起来,用胡大勋的话说,思科的产品线比较单一,也比较短,而华为的解决方案和产品线明显更长。“他们在路由器方面有交叉,但非常小,这种情况下去对比各自的财务数字,没有可比性。”但也有多位行业人士认为,这只是思科的“说辞”,说思科和华为是竞对“完全没有问题”。虽然前述思科员工认为,思科侧重企业网络市场,但运营商作为网络建设的主力军,思科肯定也不能错失。只是思科和华为在商业思路上不同,思科专攻路由器、交换机,而华为的模式是根据用户需求“全面开花”。一位电信行业的人士透露,华为在中国市场将思科逼得连连后退。华为路由器在价格上更有优势,服务也更到位,这些让思科难有招架之力。前思科中国一位销售体系员工对AI财经社表示,服务的差异源于华为扎根在本地,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定制产品,但思科是以标准化的产品向外铺,这使得国内的客户更青睐华为。这其实也折射出相当多外企在华业务的一个主要问题。从具体业务数字来看,2018年,思科总营收为493.3亿美元,华为的企业业务营收不足100亿美元。不过,思科不能再安心,华为已经下了战书。今年2月华为企业BG总裁阎力大表示,华为企业业务体量将对标思科,未来营收计划达到500亿美元。不仅仅是华为,另一方面,新华三等国内厂商也在分走思科的份额。对思科而言,转型亟不可待。好到极致也会差到极致思科是一家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牌IT公司,它靠网络基础设施起家,是路由器和交换机领域的老大哥,提到它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没有思科,就没有如今的互联网。”可谈及思科创新问题时,胡大勋表示由于过去网络层的框架经典而完美,思科某种程度被束缚在原有的体系当中,当环境发生变化时,这个巨人的转身变得尤为困难。在他看来,传统IP解决方案已经发展了20多年,增长空间变得越来越小,思科确实一直在找寻新领域,它尝试过IP电话、视频通话、甚至做过手机,也曾经在10年前提出过城市数字化,但这些尝试要么因为领域不对,要么因为过早布局时机不当,都未给思科真正注入活力。不止一位思科的内部人士称,思科谋求转型的过程中,第一次与趋势失之交臂是错过互联网公司。一个角度是,思科遇上了极好的发展大潮——互联网,而一向收购激进的它,在当时没有挑中互联网界的千里马,亚马逊、Facebook来势汹汹,思科的一位前高管称:“这种长江大河的改变和趋势,思科作为一家曾经是全球老大的公司,但它没意识到。”另一个角度的“错过”则在于忽视了大客户的需求。此前,各个公司上网需要用到的以太网交换机、服务器、路由器几乎都可以从思科买到。以思科传统的交换机为例,一直是软硬件一体化的专用设备,牢牢把握着高利润。但随着大型互联网公司的出现,全球出现了超级数据中心,这些客户为了寻求性价比更高、更灵活的上网路径,开始了软件定义网络(SDN)的探索——以往那些原本只在高端企业级路由器、交换机上才有的服务转移到了软件层面,而这些软件又可以在一些廉价开放的硬件平台上运行。基于此种特性,交换设备向软硬件解耦的方向发展,低成本、标准化、开放的白盒交换机普及。而这一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公司的组网方式和采购策略。这一技术流行后意味着,企业对于高端路由器和交换机的需求将大幅减少。这对思科而言无疑是一个威胁。时任思科CEO的钱伯斯十分纠结,在高层会议上他问:“如果思科进军SDN市场会怎么样?”最终讨论的结果是,思科自己进军SDN市场会使现有硬件业务规模从430亿美元下降至220亿美元。思科担心盈利动脉就此斩断。与此同时,钱伯斯也担心华尔街投资人士会对思科失去信心。由于转型动作迟缓,2013年思科失去了亚马逊价值10亿美元的订单,双方最终的采购金额仅为1100万美元。背后的原因正是亚马逊决定使用更廉价的硬件配合SDN技术来满足自己的业务需求。而Facebook同年也宣布要以开源的方式将自行研发的以太网交换机与其他公司共享。思科不得不收购了一家基于SDN的初创公司Insieme Networks,以此作为转型的一个试验田。“思科的网络交换机业务做得太大了,让它说改就改太难了。”曾经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刘博展对AI财经社说。思科第二次转型之殇在于云计算。刘博展记得,在2010年左右,一个美国高管向CEO钱伯斯提交了很多报告,强调云的重要性,称思科错过一波不能错过两波。公司内部为此召开高管会议,又是同样的原因,思科担心转型会吃掉当前的数据中心业务,而没有行动。与之对应的是,钱伯斯把宝压在了物联网,他当时叫IoE,大讲万物互联。刘博展回忆,当时在中国也做了很多活动,想做全国城市联网的能源消耗指数,还在微博、新闻联播上做宣传,请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企业来谈。“但是你看,城市数字化转型到现在都还没做成,当年怎么可能行呢?”到了2014年,钱伯斯终于决定思科要向云上转。他的思路是做SaaS服务,将思科协作视频会议转为服务,在亚马逊AWS上售卖。刘博展称,当时思科为云计算单独成立部门,从苹果挖人才过来,又安排一位能干的印度人做主导。按照刘博展的回忆,钱伯斯充分下放了权力,但“这个印度人根本调动不了其他部门来配合,毕竟你是一个连百分之十几的份额都占不到的小肉丁”。图/视觉中国
相比之下,早在2006年,亚马逊就开创了云计算市场,拿到了通往未来的门票。而2014年正式进入公有云的领域的思科,两年后,以失败退场。中间这一年,2015年,老CEO钱伯斯卸任,接任他的是“思科老人”查克·罗宾斯(Chuck Robbins)。对于老CEO在位的20年,思科员工的评价也褒贬不一。有人认为,他在位时过于专注收购公司和回购股票,将精力放在与华尔街投资者们的关系上,以至于削弱了思科内部创新的力量;也有人认为,钱伯斯是一个卓越的职业经理人,且收购并非是一笔烂账,思科早期的技术积累也是由收购完成的,收购使得这个巨轮更加高效地迭代,而在快速变迁的行业,思科开创的产业收购模式也成为美国众多企业模仿的对象。罗宾斯上任后,一直高举转型大旗。行业内的一位资深人士称,思科的原有技术体系和业务,导致它并不能像微软那样平滑转身。之前采购思科设备搭建私有网络的企业,现在逐步开始选择公有云服务,不再采购设备或降低设备采购量。对思科来说,这是一个极为严峻的挑战。为此,思科不得不按照公有云巨头如亚马逊AWS、微软Azure等的需求,提供符合超级数据中心的设备和SaaS服务,但这类业务从毛利到市占率都难以与鼎盛时期的传统业务相比,于是,思科也在拓展云边缘计算、网络安全以及物联网业务,来弥补传统业务的下滑。刘博展也对思科目前的业务进行了梳理。按照技术领域区分,它的业务方向和演进是这样的:第一部分是网络设备业务,这也是思科传统主营业务,比如路由器和交换机,在2018年财报中,其总营收占比超过74%。以此主营业务出发,思科逐渐拆分出数据中心业务、安全业务、协作业务、物联网业务,而后数据中心又被改造成云业务。而伴随转型,思科旧有的业务体系也将面临巨大的迁移,体现在员工身上,思科不得不作出割舍。今年1月份,分析师预测,由于更多客户转向云,思科原有很多职员将不再被需要。近日,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思科今年将进行大幅裁员,涉及人数为1.4万人,占总员工数的20%,为近两年最大规模裁员。
回顾思科最近10多年的发展和转型历程,真是应了一句话——一个完美系统的缺陷是没有动力去进化,好到极致也会差到极致。而这也是所有IT厂商都面对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变化的世界中,蜕和生将是常态,是每家公司绕不开的话题。
从思科今年5月公布的2019财年第三季度的财报看,它的主营业务——基础设施平台同比增长5%,占产品总收入的78%;应用程序增长9%,而安全产品飙升21%。营收的持续增长表明,思科的转型大方向是对的,但转型的成效仍待时间去证明。
注: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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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郑亚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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