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论 | 20世纪诗学面临的危机,宋诗学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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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对着的是一座巨大的诗歌理论宝库。宋人的诗论不仅包含在品种繁多的诗话、笔记、杂著之内,还散见于各种别集、总集的记序、题跋、书简、诗赋之中,甚至各种诗歌选本、注本的评语、注释之中。单从数量上看,宋代的诗论资料就足以超过以前历代诗论资料的总和。更不必说从质量上看,宋人提出许多精辟的诗学观点,至今仍闪耀着诗性智慧的光辉。
原文 :《宋诗学:属于历史,更指向当代》
作者 |四川大学 周裕锴
图片 |网络
曾有一种说法曰:“唐人不言诗而诗盛,宋人言诗而诗衰。”或曰:“诗话作而诗亡。”仿佛宋代诗学的勃兴只是一种诗坛的罪过。与此相联系,诗话无系统、宋诗乏情韵也成为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看法。缪钺先生说得好:“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醖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诗词散论·论宋诗》)
退一步说,即便宋诗在整体水平上比唐诗稍逊一筹,也并不妨碍宋诗学在理论上的突出贡献和重要地位。倘若“诗话作而诗亡”的说法还真有几分道理的话,那它也只能证明宋诗话具有超越宋诗创作的理论价值,更何况宋诗学的精华不只存在于诗话之中!那么,宋诗学到底具有哪些方面的理论价值呢?
其一,宋诗学总结了唐宋诗歌的创作经验,尤其是提供了宋诗如何超越唐诗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唐人诗论如王昌龄《诗格》、皎然《诗式》以及司空图的一些文章,虽提出过不少高明的见解,但与唐诗的辉煌成就远不相称,唐诗的创作处于一种缺乏理论指导和经验总结的自发状态。而且唐人诗论的理论形态是浑沌的、朦胧的,只可领悟,不可解析。
王昌龄画像
因此,宋诗人要想超越唐诗,对唐诗成功经验的清醒分析自然必不可少。如意境、韵味的概念,唐人多是从其显现形态而非其构成机制来阐释,故不免玄秘浮泛。宋人梅尧臣提出“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原则,显然比唐人之说更明晰精当。
梅尧臣画像
此外如苏轼对诗人“写物之功”的比较分析,范温对“韵”的内涵的阐发,杨万里对诗歌言、意、味层次的辨析,都见出理论的自觉性与明晰性。尤其是杜甫诗的艺术经验,完全算得上是宋人的新发现。宋人由学杜入手,总结杜甫诗法,举一反三,推而广之,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在理论上建立了一整套和唐诗抗衡的艺术原则。事实上,宋代诗学研究和宋代诗歌研究的结论是基本平行的,足以说明宋诗学对宋诗创作具有某种指导意义。
其二,宋诗学全面揭示了诗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涉及诗学理论的各个层面和范畴。一方面,它进一步深化拓展传统诗论已有的命题,如关于诗思,在“感兴”的基础上提出“冥想”,在“神思”的基础上提出“妙悟”;又如论“格”、论“韵”、论“味”、论“趣”、论“江山之助”等等,都比前人进了一步。
另一方面,它开拓了新的领域或提出新的论题,如关于诗的本质,在“言志”“缘情”之外,又提出“诗为文之精”的说法;关于诗的功能,在“教化”“讽谏”之外,别立“明道”“见性”;在“诗可以怨”“不平则鸣”之外,另主“自适”“自持”;关于诗的继承创新,提倡“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关于诗的表达,有种种“句法”“活法”理论的涌现。
黄庭坚《清平乐》
更重要的是,宋诗学揭示出一些具有现代诗学精神的普遍原则,如“诗画一律”中透露出的“出位之思”(Andersstreben),“点铁成金”中蕴藏的“互文性”理论(Intertextuality),“夺胎换骨”中包容的“原型”意识(archetype),“语不可熟”契合“陌生化”手法(defamilarization),“体格峭健”符合“突出”的概念(foregrounding),“工拙相半”暗合“张力”诗学(tension)。换言之,宋诗学不仅涵盖中国传统诗歌理论的各个层面,而且包孕着西方现代诗歌批评的某些因子,因而具有建构世界性的诗学理论的普遍意义。
其三,宋诗学充满了对宇宙人生的强烈关注,渗透着宋型文化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宋人谈艺最终归结于谈道,论诗最终归结于论人,雅健诗格关乎浩然正气,平淡诗风关乎人生境界,“韵”是主体人格生命的凝结,“趣”是哲理诗意化的体现,“打诨参禅”源于处世态度的亦真亦俗,“透脱活法”本自思理心性的广大圆融。
陶渊明、杜甫在宋代被推为诗坛至高无上的典范,与其说是诗艺上的意义,不如说是文化上的价值,与其说是精湛艺术的体现,不如说是理想人格的化身,在痛苦中承担道义责任,在旷达中安顿坎壈人生。宋人塑造了陶、杜的形象,也塑造了自己的诗学品格。可以说,相对于六朝和唐代诗论来说,宋诗学具有更普遍的文化和哲学上的意义。
陶渊明和杜甫
鉴于宋诗学理论价值的特性,本书主要采用了三种研究方法。一是比较法,重在比较宋诗学与前代诗学、尤其是唐诗学的异同。二是阐发法,借用西方文学理论的概念和术语,阐释宋诗学的理论内涵。力图通过阐释,发现宋诗学的精华,并将其纳入具有世界文化背景的现代诗学体系之中。三是建构法,将宏富浩繁而又琐屑零碎的宋人论诗话语编织成富有理论系统的诗学之网。本书正是力图通过对宋诗论资料的整理研究,建构起既具有当代文艺科学理论色彩、又符合中国传统诗论范畴的诗学体系。这种建构,或许能为文学理论研究者提供一条新思路。
赵佶《听琴图》
梳理完宋代诗学之后,我更深切地感受到20世纪诗学所面临的危机。解构主义者的语言游戏消解了对艺术真善美的追求,遮蔽了人生的“韵”和“趣”,本体栖居的诗意与艺术创造的“活法”最终在话语操作过程中被取消。而具有上述三方面理论价值的宋诗学与此恰形成鲜明对比。
因而,在诗学的语言学转向的今天,在西方仍是中国当代诗学模仿和赶超的“他者”的今天,宋诗学不仅以其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对当今世界诗学具有某种针砭作用,而且以其内在严密的理论体系使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更具可能性与可操作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宋诗学既属于历史,更指向当代,既出现于东方,更照耀着世界。
《宋代诗学通论》,周裕锴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5.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65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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